好运娱乐电脑版网址·十年后,我们应对重特大灾害的能力是否提高了?

时间:2020-01-10 12:52:35

好运娱乐电脑版网址·十年后,我们应对重特大灾害的能力是否提高了?

好运娱乐电脑版网址,汶川大地震发生后,被委任为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的史培军教授,很快提出: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一场“战役”。战场是15万平方公里的重灾区,我们投入了近20万人的部队,涉及几千万人的生命安危。

文|吴琪

史培军

三联生活周刊:我是2008年5月在汶川灾区现场碰见你的。你那时候作为专家组组长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,和民政部王振耀司长一起,研究如何评估汶川地震的灾害、怎么安置灾民、重建应该遵循哪些原则等等。现在回头看,汶川地震在我国灾害史上,是一场怎样的灾害?

史培军:汶川地震的严重程度,在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。从建国后的历史来看,它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是一个级别的。不同之处在于,唐山是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,比汶川伤亡大得多。汶川地震发生在山区,人口分散,否则伤亡会更加惨烈。

我们确实需要在一个历史坐标中来看待这场灾难。实际上,在2003年“非典”之后,我国开始着手国家应对重特大灾害的制度设计。2007年,国家第一部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诞生。到了2008年春节期间,遇上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,我国是第一次依法应对这场重大灾害。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引起数以亿计人的回家难题,由于水、电、交通的中断,这场灾难带来的人口伤亡和经济损失,基本相当于1998年长江大洪水带来的损失。以前我们也遇到过大灾,但这次是第一次按照法律来应对,我们在应对灾难时的制度能力在增强。

突发事件应对有法可依,这在我们综合减灾制度建设上是个大的进步。比如2017年九寨沟地震的救援,我们是在依法行事,法律制度保障了执行的权威性和有效性。

三联生活周刊:去年九寨沟地震发生后,整个救援给人秩序井然的感觉。我记得汶川地震发生后,你提到通信中断,灾区的信息出不来。海事卫星那时在中国是奢侈品,大多数地方用不起。“通过这次灾难我们才发现自己的装备是多么落后。所以这场‘战役’中,情报信息工作受到很大的阻隔。”现在我们面对地震的救援,明显的变化是什么?

史培军:从2017年发生的四川九寨沟地震来看,我们应对突发灾害的能力,确实比之前大大增强了。地震发生后,国家启动了二级响应,四川省启动了一级响应。汶川地震发生时,人们是比较茫然无措的,不知道该进还是该出。

这些年里我国发生的重大灾难,我都是作为专家组组长奔赴现场。去年8月8号九寨沟发生地震后,我们首先严格控制外来车辆,不让进入灾区。灾区内的人数,我们大致心里有数,当时景区管理方的数据是,里边有至少5万游客,还有在景区内工作、打工的人群。

但是九寨沟景区大,人很分散,我们马上启用无人机,把景区每个角落都拍了一遍,知道人群分散在哪些景点,将景区内的几十条道路,依据交通优化设计的信息技术,临时改成单行道,确定一个方向进、一个方向出。本来景区内的山路就比较窄,地震后有些路塌方、埋压堵塞了,那些能走的路,如果不加以统筹,一旦有双向的车堵住了,整个救援就难以开展了。对于景区内各种数据的掌握,有利于我们拟定很细致的救援方案。

景区内所有的车,不管是公车私车,都被临时征用为救援车,帮着带游客出来。就这样,我们有序地撤出了景区内的上万辆车,每辆车都尽可能载满乘客出来。但是景区内的车数量是不够的,因为有些大车把客人送进去之后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又紧急动员绵阳以北的政府车辆、社会车辆,在统一指挥下,有序进入景区,拉人出来。我们遵循老幼弱者先走的原则,优先把他们载出来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政府方面有了一套面对灾害的应急体系,老百姓的配合程度怎样呢?汶川地震后,有些有救援能力的人跑出灾区,不熟悉情况的志愿者却大量进入,你提过这并不是科学、有序、有效的方法。

史培军:九寨沟地震发生后,景区外也聚集了不少人,想要进入。自发过来的人分为两种:一种是有亲朋在景区里的人,要开车进去救人。这里边以四川省内的人过来找亲友为主。一种是志愿者,认为有能力进去救援。我们告诉他们,灾区必须严格管制,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救出生命。

任何一个人进入高风险地带,都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保障的人,随时可能成为一个需要他人救援的对象。外界救援的人如果大大超过实际需求,他们的补给就容易成问题。

一开始,被我们拦住的社会车辆很有意见,说不让他们进去救人,也吵吵闹闹。我们向大家解释:你们进去是为了接人出来,我们的工作也是为了他们安全出来。你能做的事情,我们在有序组织下,能做得更好。有些路段被滚石堵住了,铲土机在一点点开道,社会车辆进去了就更添堵了。一直到一批批灾民出来了,我们才安排一些车辆,载着应急食品、药品、应急帐篷进入。

等到一批批游客安全出来了,前来的亲友们也安心了,不愤怒了。运送出来的大批游客,四川省内的我们安排车辆送到绵阳机场、火车站,四川省外的一般送到成都机场。这次救援也体现了,灾区大数据信息的获取,能够起到救命的作用。它使得我们在地震后72小时的黄金期,实现了近10万人次的快速移动,大大减少了伤亡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也就是说,无人机航拍灾区情况、交通路线的优化,再加上有序的组织,起到了救命的作用?

史培军:科技不仅创造生产力,科技也能保护生产力。像九寨沟的救援,科技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,与创造财富同样重要。我们需要意识到,防灾减灾救灾光有资金还不够,发展和增强科技能力同样重要。我这儿牵头完成了关于重特大灾害的统计制度。2013年这项统计制度由国家正式颁布,我们一直在不断完善,到今天已经有了700多个指标用于灾害统计。对灾害把握得越准确,应急救援的工作才能做得越好。这些年我深感减灾科技进步带来的重要作用。比如近年来台风造成的人员伤亡大幅下降,这与预警水平提高关系很大。

政府相关部门应对有序,对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个学习过程,这其中也包括志愿者队伍。汶川地震中,一些志愿者给灾区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,缺乏救援能力,反而占用了很宝贵的救灾物资。如今大家已经认识到,一场救灾就是一场战役,不是心怀同情就行,如果没有知识,不会科学和专业地应对灾难,在现场反而是制造麻烦。现在的志愿者们也会有序参与培训,专业性大大增强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汶川地震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很大,一些亲历者向我形容,“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”。他们对于仍然居住在地震活跃带,感到比较担忧。

史培军: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,我国这10年来发生的较大级别的地震,有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、2013年四川芦山地震、2017年四川九寨沟地震。加上邻国尼泊尔2015年的大地震,在我们看来,都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、新构造运动的结果,属于同一个地震活跃带和活跃区。

我国有四大地震区,华北、西南、西北和台湾,都面临着地震威胁,这里边有欧亚板块、印度板块的活动,也有我国华北地区自身地质构造运动的原因。比如以北京为中心,周边300公里为半径的地区,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一些大地震,并不比西南地区少。只是最近这些年,西南地区比较活跃。

在汶川地震后,社会上就有声音说,为什么不把人搬离地震带?这是不现实的。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灾后安置工作,消除中国到处存在的城乡二元差异的现实,我们也没有奢侈到不在地震带住人、生产与生活。灾害高风险地带不等于无人居住地带,美国、日本都有不少灾害高风险地带,它们同时也是经济发达地区和人群高密度居住地带。所以除了极个别情况,我们不是将人搬离地震带,而是如何建设设防水平高的房屋、如何增强应对灾害的能力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汶川地震灾区重建后,房子的抗震烈度如何呢?

史培军:住房一般都是抗8级地震烈度,医院、学校这些公共建筑,抗震级别要高一些,能达到8.5级到9级。抗震级别每提高一级,房屋的修建成本要高出大约20%。有些个别灾害高风险地区,人口居住分散,对房子抗震的级别要求又特别高,重建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人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。在重建的过程中,安全被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。

回头来看,2008年的汶川地震对我国综合减灾能力的提高,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。汶川地震之后,我国将5月12日设成了国家防灾减灾日,每一年“5·12”前后都有很充足的宣传。这正如陈颙院士所主张的:我们第一要重视灾害链;第二应该认识到,高质量建筑能够化解地震灾害;第三要提倡防灾文化,坚持以预防为主,做好事前防范与应对。现在我国各级政府对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视,在2008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在汶川地震之后,又几次回去考察灾区,和灾区的地方政府打交道也比较多。四川在灾后重建中,汇集了非常多的资金和资源,这些资助给四川灾区整体上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?

史培军:1976年我国的经济水平到了崩溃边缘,没有财力去应对一场百万人口工业城市的大地震。唐山地震8年之后,经济发展才恢复到地震之前的水平。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,一个社会的重建也乏力,人的精神状态恢复起来也慢。

2008年汶川地震之时,我国国力强盛多了,灾后的救援重建真是体现了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精神。2008年当年,四川就获得各种捐助和捐赠700多亿元,是世界上大灾后获得捐助与捐赠最多的一次。很多地方政府对口援助灾区,拿出本级财政支出的1%,他们不光出钱,还出人援建。不然只有资金,灾区是无法短期内重建成这样的。

四川灾区利用灾后重建的机会,重新规划自己的人口和产业布局、调整灾区的产业结构,这是中国大灾后重建的一个创举。利用重建的机会,把生态建设、扶贫、城乡一体化发展等统筹起来,向着绿色发展、协调发展、创新发展迈进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一些基层干部也向我提到,他们担心老百姓留下“地震后遗症”,说的是一些老百姓在习惯了援助之后,“等、靠、要”的思想严重了。

史培军:2008年地震之后,四川省连续5年保持在西南5省区gdp增长之首。大量的钱投到了四川,中央投入三分之一,地方政府投入三分之一,对口援助省市和百姓自己也投入一部分。“5·12”之后,我们很快公布了地震损失,后来又公布了恢复重建和援建方案,这体现了一种让人看到希望的决心。

但是在地震灾区的重建中,我们也看到需要改善的地方。一方面是灾区的地方政府,都希望列入中央支持的恢复重建当中,各地在专家进行灾害评估的时候,都怕给自己评得不够严重,这在某种程度上,成了“比惨大会”。我们的财税制度,分级管理有待完善,灾区的地方政府,容易把这样的灾害,看作是找中央要钱的难得机会。

有一些灾民,对政府的依赖心理确实在增加。不过也有相当多的人是看到了积极的发展机会,比如重建使得农家乐集中起来发展,各有分工,形成规模。人口集中起来居住之后,公共服务更有保障。地震后我去过几次四川灾区,总是能感觉到当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,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每每都很打动人。

地震后我就提出,一旦条件具备,当地应该尽快组织恢复生产,因为政府有了正常的财政收入,才能去管理社会,才能去发展企业,当地的人们才能谋生。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。他们有劳动能力,灾害过后可以重建家园。灾民如何自立,才是重建后最基础、最根本的问题。

三联生活周刊:除了地震灾后,我国现在总体的综合减灾能力如何?

史培军:汶川地震过去10年了,我们回头看,正是要问问自己:作为一个世界经济体量排名第二的国家,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,是不是与我们的经济水平相一致?

一方面,确实与以往相比,进步很快。但是要从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看,我们综合减灾的水平,在全世界还进入不了前30名。各级政府还没有完全意识到,保护生命比经济发展还重要。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区设防标准比较高,但我们大多数城镇设防水平仍然较低,农村则是几无设防。我们倡导建设美丽乡村,应该意识到安全是底线,安全比美丽更重要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我们很多人对设防还没有多少概念。“设防低的城市、几无设防的乡村”,需要怎样来改变?

史培军:现在很多城市有了抗地震的设防标准,但是对于台风、山洪、沙尘暴、冰冻雨雪、滑泥流这些灾害,没有完善的设防标准。一场一场台风过去了,山洪过去了,我们的新老建筑有没有达标?不知道。因为我们连针对这些灾害的设防标准都没有,所以根本谈不上有没有达标。

老百姓的投保意识不强。我总说,大家出去吃一顿饭的钱,就能给一栋房子投保。人们并没有拿出多少财力,来投入防灾减灾救灾。发达国家的投保率在15%~25%的水平,英美高达40%~50%,我国不到5%。所以我国遇到大灾,基本是国家与地方政府出资重建,保险资金参与很少。一个社会设防水平和意识强的国家,从公众到企事业单位、各级政府,都应该利用商业保险保护自己。

我们也需要从单一灾害应对,转变为多灾害综合应对,提升综合风险防范的能力。比如2015天津滨海爆炸事件,它的次生灾害沿着生产链、供应链,沿着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扩散开来。管理部门如果各管一段的话,很多问题难以有效解决。现在国际社会对防范多灾种、灾害链、灾害遭遇(碰头)和系统风险越来越重视。在将综合风险防范与绿色发展、减灾与应急管理统筹起来方面,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。有时候,防灾减灾救灾的共识难以达成,有利益得失的问题,有管理政绩的问题,有互相间缺乏信任造成的沟通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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